產廢企業多、處置企業少，行業整體缺口大，供不應求之下卻仍有一批處置企業“吃不飽”；處置價格近期現非理性陡增，甚至在個別地區出現3個月漲價60%；行業自身備受各路資本追捧，然而集中度長期偏低，排名前10位的處置企業市場占有率僅為6%——這是記者近日在多方采訪中，了解到危廢處理市場的種種突出怪象。
隨著污染防治攻堅戰、生態環境部“清廢行動”及多項政策制度的密集落地，國家對危廢處置的重視程度可謂空前，行業隨之迎來重大利好。本應獲得良性發展的危廢處置行業，近期卻接連出現“異常”，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根據《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現已有46大類、近500種排放物被劃入危廢范圍。凡具有腐蝕性、毒性、易燃性、反應性或敏感性，對環境、人體健康造成危廢的固體廢物，諸如石油煉化產生的含油污泥、廢酸廢堿，煉焦行業的液化殘渣、焦油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中的飛灰等物質，均需按照特定要求進行處置。
種類如此繁多，總量又有多少？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17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2016年，僅214個大、中城市的工業危廢量就達3344.6萬噸。
“但這并不能代表實際總量。”E20環境平臺固廢產業研究中心負責人潘功指出，除交由具備資質的專業持證處置中心外，產廢企業可在政策允許的條件下自行處理一部分危廢，而此數量并未被計入其中，同時不排除部分違排、瞞報等其他產量，因此實際總量比統計數據高得多。
有估算稱，我國危廢產量實際已超過1億噸，與現有處理能力形式鮮明對比。截至2017年，我國持證單位的危廢處理能力為6471萬噸，實際處置量卻只有1629萬噸，產能利用率僅為25%。“即使剔除產廢企業自行處理的部分，仍存在千萬噸級處置缺口。”潘功表示。
多個省市出臺的危廢處置“十三五”規劃，也可佐證“缺口”所在。為實現2020年供需匹配的目標，各地紛紛新增處置規模，例如廣東、浙江增幅達156%，山東新增5.4倍、四川新增5倍等，從側面說明了這些地區的現有缺口之大。
缺口大，意味著處置市場的供不應求，記者同時卻發現“異樣”——有的處置企業已達規模上限，逐漸“吃不下”了，有企業卻仍存在“吃不飽”、產能過剩等情況。部分處置價格出現虛高，以焚燒處置價格為例，廣西地區近期上漲約10%，河北3個月上漲約60%。面對巨大市場，行業自身卻長期呈現“小散亂”特征，排名前十位的處置企業市場占有率僅為6%，難有“巨頭”顯現。問題重重之下，如何規劃行業發展？
問題并非一日積累。在潘功看來，危廢處置并非新興產業，但近期大規模的環保督察行動、污染攻堅戰等動作，加劇了行業內部博弈，由此帶來市場波動。
一方面，處置政策是硬要求，處置執行卻是市場化行為。行業長期被賣方主導，處置企業大多具有更強的議價權和盈利能力。加上近期環保執法趨嚴，大量過去未被重視的危廢進入正軌處置渠道，價格難免出現非理性上漲。
“政策收緊就像擠海綿一樣，水分被‘逼’了出來。‘突擊式’處置多了，資源越來越供不應求，處置價格自然水漲船高。部分企業因此可能面臨利潤變薄、甚至入不敷出，有的寧愿鋌而走險，也不愿交給‘正規軍’處理。”潘功預測，這一價格有望在3-5年回歸理性。
一方面，因危廢行業分類眾多，處理資源的分配卻不平衡，不同類型廢物的處置方式、技術水平、處理成本等差異較大。相比一些產量小、處置難的類別，處置企業更愿涉足產量大、利潤空間足的處理類型，造成有的行業產能過剩，有的卻難有人問津。例如，目前可處理25種以上危廢的企業僅占企業總數的1%左右，而處理種類小于5的企業占比高達88%。
這一現象也引起了清華大學固體廢物處理與環境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蔣建國的關注。他指出，一邊是產廢企業抱怨“處置不起”“找不到出路”，一邊卻是處置企業的設備“吃不飽”“難匹配”，該局面亟待扭轉。“要知道，一個正規危廢處置中心的建設非常不易，廠址選擇、環境影響評價等要求均很嚴格，有的可能論證三五年也未能成行。因此一定要珍惜并充分利用既有資源。”
與此同時，除交由專業處置中心外，產廢企業發揮自身能力，實現危廢資源化、無害化處置，也是國家鼓勵的方向所在。“某些物質雖被界定為危廢，但其中仍含較高價值的組分，如像廢鉛酸電池、含貴金屬的電鍍污泥、廢有機溶劑等，可通過熔煉、提純等工藝處理實現再利用。有的甚至無需花錢處理，對方還要花高價向產廢企業購買。”蔣建國稱。對此，下一步還需加快構建危廢協同處置和綜合利用產業體系，提高危廢利用總體處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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